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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华安证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合计1211.40万元，有4位高管年薪超百万。总经理、总经理助理（离任）杨爱民年薪127.8万元；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赵万利年薪116.83万元；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龚胜昔年薪118.03万元；副总经理合规总监、首席风险官（离任）张建群103.04万元。此外，华安证券董事长章宏韬年薪为45.84万元。

戈恩因涉嫌少报巨额薪酬和挪用公款，于2018年11月被日本检察机关逮捕，之后遭日产和三菱汽车解职。此前戈恩同时兼任雷诺、日产和三菱汽车董事长。在他的推动下，这三家企业组成联盟，2018年上半年汽车销量全球第一。雷诺24日宣布，让多米尼克⋅塞纳尔出任雷诺董事长，蒂埃里⋅博洛雷出任首席执行官，接替戈恩的相关职务。

不过，梅松林也指出，东北车企面临严峻挑战，除了国内整体汽车市场饱和与销量下跌的大环境外，东北消费水平较低等地方性因素也客观存在。另外， 2018年华南市场的自主品牌销量份额提升，很大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带动的。相比之下，新能源车在东北地区销量较少，在梅松林看来，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：没有限行、限购城市；寒冷天气多、冬天较长；东北地区车企自产的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很少；地方补贴力度有限。

企业融资本来有一个最优资本结构问题。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。不合理的债务融资，规模偏大的债务融资，会给企业带来过大的还本付息压力。处于成长期的企业，现金流不足可能会让一家潜力很大的企业最终走向破产。即使不破产，债务问题也会很突出。如果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规范，那么这样的债务负担就可能转移到政府身上。如果企业与企业关系不规范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用社会没有形成，企业与企业之间就会债权债务关系混乱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“三角债”问题相当突出，就是这一混乱债权债务关系的集中体现。更重要的是，企业间债权债务都不请，还能指望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企业普遍有活力吗？独善其身的企业势必采取极其保守的资金运用和经营策略，结果是大好的发展机会就可能因此丧失。企业不强，金融机构又能强到哪里去？国有商业银行的“债转股”就是金融机构经营中遇到严重的问题所致。

要谨防政策调控措施不当所带来的风险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总体是对的，但政策组合仍有相当大的空间。一些改革和调控措施，从长期来看是对的，在短期不见得合适。不当措施选择确实可能引发某些本来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恐慌。在当前条件下，要特别注意某些卸责行为所引发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所带来的恐慌。经济难关要共渡，而不是不同舟共济。频繁翻船的结果是所有人都遭殃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古训早已有。

除经济增长压力和结构性供需失衡外，2016~2017年汽车销量的高基数也是负增长的重要原因。2018年上半年行业同比仍然实现正增长，下滑的拐点来自7月，11月尤其明显，相较于2017年同期下滑18%，减少了73万辆。整体看，2017年同期的高基数是重要原因，由于2017年是购置税优惠的最后一年，年末出现了一定的消费透支效应。且各大车企自行出台多项刺激政策，导致年底前销量井喷，甚至超过了传统的“金九银十”。